昆明文学研究所所长 冉隆中
又到年底，依然没有过年的年味，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的民俗符号却已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了，人们还来不及去考证它将会唤起一个民族怎样的文化记忆。此刻，京城的理论家们还在忙着争执何为底层叙事之类的问题，许多外省作家还在忙着质疑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部分评委涉嫌近水楼台参与分奖，而新一轮茅盾文学奖评选已经揭开帷幕。在云南，一个叫宜良的小县，一位叫李华的作家，正奔走在去另一个城市的路上。他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家和他自己，都急切地需要一份新工作，来保障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开销，应对直线上涨的物价，他不关心底层叙事，也不关心离他很远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他对我说，难道，还有比我更底层的作家吗？
云南有两个县，很容易让人搞混：一个叫宜良，另一个叫彝良，音同字异，但是都出产作家。李华所在的宜良邻近昆明，坊间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在一篇文章《又一片文学森林》里，把这里的文人们命名为“宜良作家群”，这是2003年的事。李华正是这个未经确认的群体中光荣的一员。不幸的是，李华早已经下岗了。在他给我的一份履历中写道：李华，男，大学文化，1969年生，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少年报》、《中学生报》编辑记者，现为下岗工人，先后在昆明市第二针织厂、阳宗海风景区管理局、《中学生报》和《少年报》教育周刊工作，擅长诗和散文创作，有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共4本（待出版）。其中列举的报社工作，要靠他找人，找关系，写有偿服务文章，才会得到属于他的那份收入。“现在很难，而且是越来越难。靠文字谋生，徒有虚名啊，所以我得去找更实际的一份工作。”说完这话，他上了去曲靖的长途客车。但我知道，他还是心有不甘，他其实是希望能到宜良县文联，找到一份家门口的更踏实更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
但他显然是在做梦。宜良确实有文联，早在1980年代就已成立，当时编制核定为一人。2005年，文联突然被人记起，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换届，编制依然还是原来的一人。进文联时，刘伟（笔名古讷）血气方刚正当年，他是靠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小说《白发童话》才走进令李华羡慕的宜良县文联。如今，接近退休之年的刘伟早不写小说，改摄影了。他依然是那个占着惟一指标的副主席。排在他前面的另外两位副主席主持着文联日常工作，却是外单位退养兼职者。常务副主席郑祖荣在县文联副主席位置上，虚衔一挂就是二十多年。他多次有过外出高就的机会，最终却是故土难离，留在了生他养他的宜良。当年狂热的文学追求者，如今早变成地方文化学究，文学的激情化为对桑梓掌故细密的考证。他送我一套由他主编的《宜良文化丛书》，刚刚出版，9本啊，270万字，硬纸盒套封，砖头一样沉，真可以砸死人。老郑沟沟壑壑的脸上，混合写着成就感和苦涩。这套书的出版费用是当地出去做官的领导特批的，如果依靠县文联，还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情呢。爱说段子的另一位副主席宋正培一脸坏笑，冒出一句当地文人熟悉的“警句”：“在宜良，文人不如残疾人，文联当然也不如残联了。”
在中国，文联和作协是比较奇怪的组织。体制内的其他机构，条条也好，块块也罢，都可以一捋到底，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但文联和作协不是。在北京，“国”字号的文联是文联，作协是作协，平起平坐，井水不犯河水。到了外省，却是各处有各处的风景。早先分开的文联和作协依然沿袭北京的做派，主席书记一律“厅官”待遇，边缘是边缘，却也要车有车，要人有人。没来得及分开的，作协就归了文联管理。如果还实行秘书长负责制，只怕是作协主席就全成了一个名份。于是在中国就有了“你们是大作协还是小作协”之类奇怪的问话。到了市县，这问题基本就是多余——作协统统都是“小”的了，无级别，无编制，当然也无经费。昆明市东川区文学协会会长（相当于作协主席）曹卫华，就是这样一个“三无”会长。说起东川，曹会长感慨无限：当初，东川也是与昆明同样级别的一个城市啊。而且，在1980年代，东川文学可是在全云南领风气之先。这座以铜兴市，也因铜败市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今早已变为昆明的一个区——其实更像昆明的一块“飞地”。东川区文学协会自成立以来，政府没有一分钱投入，成立之初主要靠当选的9位理事凑份子以及微薄的会费维持。后期开展的一些活动靠私人关系找人买单，包括省市及邻县市作协作家到东川，都得曹会长私人掏钱接待。由于经费的严重不足，开展活动创作出来的作品找不到出路，许多加入了协会的会员渐渐灰心，不愿再参加活动，重组的队伍又渐渐涣散。部分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因为差旅费无处报销，也不能参加省、市作协组织的活动。这种现状还直接导致东川文学协会9位理事中已有5位辞职，东川文学更是后继乏人——在这座城市，文学的“不景气指数”已经到了极点。说起这些，本来爱说爱笑的曹会长，顿时脸变成了苦瓜脸。
20年前，我熟悉的作家吴天也在东川。要说文学名气，他比曹会长还早，还大。他是当地不多的中国作协会员，曾经在全国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写苦难少年生活的作品，至今让京城儿童文学专家记忆犹新。最终吴天却放弃了本可能前程远大的儿童文学创作，改写稿酬较高、容易变现的故事了。“吴天吴天，无力回天啊！”吴天的感慨很有意思，其中的遗憾是明白无误的。但是，他又悄悄告诉我，靠写故事，他供养孩子读完大学；靠卖故事，他在昆明买下了安身之所。“纯文学？真纯啊！纯得不含一点铜臭。可是，它能给我现在这一切吗？”
距离东川较近的一个县，叫寻甸，是一个回族自治县。在这里，我见到当地文学青年余文飞。那天，窗外的阳光很晃眼，看上去，余文飞也是一脸阳光。他告诉我，他原本是一个乡村小学老师。他还告诉我，名字原本是真名，他很喜欢，因此也就用不着再取笔名了。余文飞拿出由他编著的纯文学民刊《南云文学》，一份很简单粗糙的印刷品。我随便一翻，那上面的作者居然遍布省内外，而且迄今已出版15期！同时送给我看的还有他同样简单粗糙的多部个人作品集，约100余万字。自写，自印，自卖；再写，再印，再卖。其实很多都没卖掉。“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成本也很低，留着，与人交换，或者送给真需要的人分享，不是也很快乐吗？”余文飞跟我说完这句不需要答案的疑问句，笑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梦。他说：我出的都是纯文学呢！确实很纯，纯得就像那天我看到的寻甸县文联办公室窗外的阳光，寻甸文学青年余文飞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起飞——如今，他已经被借调县文联了——这可是宜良“文学中年”李华同志至今尚未实现的梦想呢！
比较起来，石林县作家杨继平算是幸运儿。这位曾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有些残疾的文学青年，某一天，他想起有个老乡正好在昆明市文联当门房。于是，他瘸着脚一路找来，找到老乡，走时，他留下一堆皱巴巴的手写稿——他请老乡将稿件转交这里的《滇池》杂志。我一时没搞明白，他已经走到杂志社的楼下，为什么当时没上楼。他后来告诉我，那是心虚，并不是腿脚不好。“就那么几步楼梯，我还是可以很轻松地上去的。”说着，他甩了甩短去一截的小儿麻痹腿。就因为他这次对《滇池》的偶然造访，他几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皱巴巴的稿子幸遇了这家杂志目前最好的两个编辑——张庆国和雷平阳。此二人也是云南目前最好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一，他们当然具备对文学作品好坏的判断力。从未发表过作品的杨继平积半生经验，这回写出的确实算一篇既趋时应景又感人的好稿，就这样，他顺理成章地登堂入室，他的中篇小说《烟农》得以在《滇池》最耀眼的位置发表。这篇小说是烟农苦难现实的直视及其诗意发现。云南是烟草经济大省，却很少有人去追问，所有这些从何而来，靠何支撑？辉煌背后，又有多少辛酸故事？最底层的烟农是何处境？杨继平以他对这种生活的熟稔，信手拈来各种故事，描绘得惊心动魄，叙述也还从容淡定。读后，让人感到了作者的“忧愤深广”——他将大量篇幅用于对苦难现实的叙述。当然，也巧妙地铺设了作品的亮色：结尾处，以张彪为代表的新烟农的出现，或者预示了苦难中已经升华的诗意？对基层政权的描写，可能是这篇小说的问题。官与民成为博弈的双方，尖锐对立直到没有一丝一毫的松动。这样的关系和对这样关系稍嫌简单的描写，就其真实性而言，是局部还是全部，是表象还是本质，是可以商榷的。
在普遍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在新农村建设开始入港的时候，很快，《小说选刊》选登了这篇小说，《小说年鉴》选了这篇小说，当年度《滇池》文学奖也给了这篇小说。一家影视公司随即找到杨继平，二话不说，将10万元人民币交到杨继平手中，还仅仅是买他的电视改编权！从未因文学拿过这么多钱的杨继平，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白西装，顿时显得气焰嚣张，在石林呼朋唤友，大宴宾客，好不快活！与此同时，一份关于此小说对当地烟农生活现实错误描绘的情况反映，也盖着鲜红大印送达上层并辗转到达《滇池》主管单位。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和后果，因为对文学可能存在问题的处理方式，今天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公函的出现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底层叙事还有很多艰难和不如意。它还不完全只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如今，我又到了石林，却再没听说杨继平的消息，只知道他还是开着茶室，还是喜欢打牌，还是写着小说，却没再见到发表。杨继平，你是昙花开过就凋谢了呢，还是像石林漫山遍野嶙峋坚韧的石头，已经学会了沉默是金？
在晋宁县，在禄劝县，在富民县，我连跑数天，居然没找到一个在册作家——无论是省作协，还是昆明市作协。在昆明这些近郊县，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差不多已经全部“失守”。晋宁，现在的对外广告词是：古滇文化的发祥地。确实，在晋宁石寨山，曾经发掘出著名的滇王之印，这枚金印见证过古滇国一段灿烂而离奇的历史——打造过那些精美青铜器的古滇人，他们后来消失在历史的哪一面屏风背后了呢？这里还是郑和故里。郑和在穿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时，依然不忘吟诗作赋，而他的后人们基本与文学无缘了。禄劝，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来这里时，就是为这里一位土生土长的作者开作品讨论会而来。会场设在武定狮子山顶，据说那是建文皇帝削发为僧的地方。当时，山上庙宇灰暗，门庭冷清，远不是今天这样气宇轩昂，游人如织。到达山顶，突遇暴雪。被讨论的对象上不来，几个评论家在山上饥寒交迫，却依然饶有兴致，映雪读诗，秉烛论文。二十多年过去，这里怎么就再找不到可以谈谈文学的一位同道了呢？富民县倒是提供了一个省作协在册会员的名字：曾建文。我告诉他们，我和曾作家经常见面，而且还与写作有关——他来维修我们写作使用的电脑。曾建文在昆明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公司，很多文人从换笔到电脑升级换代，都喜欢找他。他自己却早已搁笔，他对我说，其实电脑远比文学易学好弄。“你看我退休之年才自学电脑，如今也可以借此谋生，而文学，我投入了一辈子的精力，成绩为零。”但文学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再过些时候，他想把电脑维修公司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回去开一间茶室，以文会友，读书度日。写作只能是他的一个梦想，埋在心头了。
安宁，属于昆明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这里因温泉而闻名，云南重要企业昆明钢铁公司也在这里。水之柔，钢之硬，应该是最能激活文学的地方。当我到达这里，与这里的一群文人聚会时，他们反映最强烈的是：文联迟迟不能成立，文人没有自己的家。当地官员向我解释，不是不成立，而是难成立。事实是，当初成立文联的文件都下发了，却被叫停，原因是：文联的级别和编制未被上级组织部门核定。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在体制之内，一个组织如果无级别无编制，就可能无待遇无经费无平台（权利）。要人无人，要钱无钱，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安宁市坚持文联相应关系核定到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类似的问题，我在嵩明县、石林县、晋宁县……几乎所有尚未成立文联的县都碰到过。说来奇怪，在昆明的多数县区，迄今都未设立文联（14个县区，目前仅4个县区有文联机构）。已有县区文联，多数是在区划调整时从别的地区带过来的。带过来的文联下属协会会员，很多至今未能与昆明的对应协会衔接，连档案归置何地也不知所踪。这就是当今文联、文人、文坛的冷淡现实。文联在持续过热的经济社会中位置冷僻，大文人对小文人也常常是冷脸相向。对于那些尚未入“坛”的底层初学写作者，更是早已无人过问。回想起1950年代云南走出的农民作家普飞、李茂荣，战士作家刘祖培、张昆华，如果他们的文学成长环境遭遇的是今天，结果可想而知。当下文坛，普遍性阴冷。都说文坛被边缘化，其实，首先是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如此文坛，就算给你中心，你站得住吗？
在云南很多市、县文联，我见到另一种情形：主席官员化。官员做文联主席好，还是作家做文联主席好，最近又成为一个问题而受到热议，其实这不是问题。如果一个官员热爱文学事业，又有为作家服务的热情，官员做文联主席有什么不好？体制之下的文联本来就设有一级职官，为什么不可以让官员来担任呢？但是相当多的地方，却把文联当作某些官员告老前的最后一个驿站，让那些即将踩线的官员在文联软着陆。于是，经常见到这类文联官员在谢幕前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忙着去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近看日韩，远走欧美，以惊人的毅力决心学贯中西。如果不是因为听说非洲有艾滋病泛滥，我想，他们一定敢于去学习非洲先进文化，用以武装我们落后的文联和文化事业。当然，我也看到一些官员，从无可奈何做文联主席开始，到很快调整心态进入角色，还真爱上了某种文化样式，由此入手，也就逐渐懂得尊重文化和欣赏文化，尊重文人和欣赏文人。那里的文联组织，很快也就开始了新生面。那里的底层作家，也就可以稍稍扬眉吐气一些。
底层作家的困境，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有的问题与生俱来，即所谓“前定”。比如，文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有个性。越是觉得有才，就可能越有个性。2007年的流行语“太有才了”，在文人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太有个性了”。个性既是衡量文学艺术质量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妨碍底层文人生存的绊脚石。所谓恃才傲物，所谓怀才不遇，所谓自视清高，这些词，都与文人有关。哪怕文人已经很落魄，已经很底层，个性依然是个性，毛病永远是毛病，改也难。个性不改而依然得到青睐的人，有，比如唐代的李白。但是李白可以在宫廷佯装醉酒让高力士为之脱靴，恐怕已经不能算作底层诗人。今天的诗人也有聪明者，虽不及李白，但是却能自由地游走在作协和民间，以民间立场批判现实，又不失个性地将各种文学奖收入囊中。这其中，不知是作协要放低身位以显其宽厚博大呢，还是诗人光芒已经让谁也无法阻挡。当然这都是孤例，别人想学恐怕也难。更多的底层文人，就只能在个性的尊严和饭碗的严峻间顾此失彼，坊间就大有这样的例子。有位作家，曾经也算青年才俊，很早就在外地赢得文学名声，我在最新一本权威著作里见到他的名字，是刚出版的《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先锋作家一节，当然说的已经是往事。现实的情况是，这位作家只能游走在一张又一张完全不先锋的市民报纸里，在酒精中顾影自怜地怀想从前。我不免为他担心，如果他在不多的时间，将同城不多的几张市民报纸副刊位置都走完，那么他的下一站又会在哪里呢？
其实这样的情况早已经在昆明另一位女作家身上出现。她叫汤萍，新闻专业出身的她，以前也在报社工作。但她更喜欢的工作是用全部身心投入文学写作。她希望自己成为真正意义的职业作家。报社这份工作，看似很适合作家，其实刚好相反，尤其是大行其道的市民类报纸。如果是记者，那么你可能永远采写的都是都市上空的悬浮物。如果是编辑，则永远不知道所栖居的城市真实的生活是什么——因为他们都在永无尽头的夜班中度日，对于城市的了解，他们看到的是记者收罗回来的那些悬浮物，因此他们比记者还更隔膜。久而久之，他们也处在了悬置状态，身体则已经被抽空。我所在的城市，就有过一些曾经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因为写作而潜伏进了某张报纸。若干年后，当他们脸色苍白地曝光在某个白天某个公共场合时，已经无人能记起他们曾经的诗人或者作家身份。汤萍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早早地选择放弃，离开报社，过上了让很多人佩服的写作人生活。后来证明，汤萍应该算成功者。如今她已经是云南年龄最轻、出书最多、影响较大的作家。她是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并且刚刚进过被称为中国文学界“黄埔军校”的鲁迅文学院第六期高研班。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功成名就者，她眼下最关心的却是：某一本书的稿费何时才能兑现，下一本书何时才能卖出可以接受的价钱（并非高稿酬）——这样一些俗事。因为汤萍除了要面对想象中的魔法城，她更要面对非常现实的按揭房。如果要汤萍重新选择，我想她还是会选择离开报社；如果要汤萍自主择业，我想她会选择进入某个文联——在这一点上，她与下岗工人李华，其实并无二致。另一点相似的情形是，她也还没找到进入文联的路径。
当然，如果要跟云南诗人余地和小说家孙世祥相比，所有底层作家们又都是幸运的了，因为他们至少还活着，而余地和孙世祥如今在哪里？
在我写作本文时，湖北籍青年诗人余地选择“不留余地”的方式离开，也就刚刚两个月。曾经的沸沸扬扬，很快早已经冷却。在一个严重失忆的时代，结局肯定如此——除非你又找到什么足可以让媒体“回锅”的猛料。余地也曾经在昆明某报工作。诗与都市“悬浮物”之间的抵触，我想，在余地那里肯定会更严重。但是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余地选择离开的真正理由。因为如果这就可以成为理由，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太多的理由去逃避苦难。惟一可以确定的只是余地死了，我们活着。我想起无数当代诗人之死——从闻捷到骆一禾、海子、顾城，再到余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条曲线：同样是与现实的不妥协，诗人之死的社会政治意义呈下降趋势，正演变为某种纯个人事件。尤其对尚未登堂入室的底层诗人而言，坚硬之物的压迫，也会严重挤占他们的精神空间内存，以至于——突然“死机”！
云南小说家孙世祥的离开是被动的。从他对“发拉村”众生相细致绵密的描绘来看，他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悲悯和眷顾的人，但是他贫病而死，年仅32岁。而今，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六年多了。在最近几年，他又不断被人忆起。那是因为他的一本书《神史》。这是一部在他身后，靠家人帮助整理，靠家人卖屋才得以出版的长篇小说。我读《神史》，已是2007年春夏之交。此前，《神史》在京城已经有北京大学名教授钱理群著文隆重推荐，认为书写的是中国农民的精神史。随后，该书获某民间奖。我读此书，是为推荐地方作品参加某主流意识形态性质极强的奖项评选。书读一半，我已经知道，该书不适合此奖——因为他恰恰是采取非主流的书写，从精神上到叙事方式上，甚至到文风上。主流书写至少要求作品应呈健朗明亮之色，而他的“发拉村”是驳杂晦暗阴郁沉闷的。总之，《神史》的书写姿态是底层的，民间的，接通地气的，但是它基本不“载道”，不“阳光”，而且，它晦涩的叙事方式，甚至根本不顾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它却可能是一部帮助人们了解当下农村（尤其是滇东北农村）的优质文本。基于此，我极力主张推荐该作品。当然与事先预料的一样，它与该项大奖无缘，最终只是得到省内同样名目奖项的一个名分——或者，这也可以此告慰早已经与世长辞的作家，借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吧。
其实，底层写作、底层叙事、甚至底层作家这些称谓，可能统统都是伪命题，有可能在若干年后被人解密：这不过是某些理论家和书商们联手之后又一次谋划眼球的策动。有人已经发问，那么多的底层，与之对应的逻辑关系是什么？难道还有“上层写作”、“上层叙事”或者“上层作家”之类的称谓吗？我当然无意参与这样的争论。2007年，为调查昆明地区的文学现状，我游走于若干县、区、乡、镇，我见到了无数身在底层的作家们，他们在接近于绝望中，还在坚持最后的可能已经是毫无意义的写作。“悲凉之气，遍被华林。”受他们的感染，我写作了这篇短文，用以记录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
又到年关，在本文结束之际，我想问一声：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
我也想把这声问候送给我自己：我，还好吗？
因为，我也是底层作家当中笨拙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