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贵族流入民间
由于那部著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海难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显陌生。其实，那场灾难除了是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男性气概的故事。在1912年4月15日那个冰冷的北大西洋寒夜中，百分之七十四的女性乘客逃生，而百分之八十的男性乘客，则丧了命。
原因很简单，因为男人们奉行了一个原则，“妇女和儿童先走”。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获救的妇女组织起来，在华盛顿建起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勇敢的男人”。但据说，这个墓地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每年的4月15日，不再有妇女拿着鲜花过来祭扫那些长眠海底的骑士们。
现在，甚至连勇敢男人这个观念，都会让女人们感到紧张——她们不再接受其中所蕴含的女人需要特别保护的信息，她们也不再认为，有些品质是专属于男性的。
男性气概就是这样，走过了自己的一百年。在西方，也在中国。
区别可能在于，中国这个古来有之的男权社会，并不曾发展出一套鲜明的男性气概，相反，倒是关于女性角色的界定，史不绝书。最著名的，也许要属汉代才女班昭写下的《女戒》，“三从四德”就是从这里开篇的。中国女性，由自己智识上最杰出的代表亲自系上紧身衣，着实耐人寻味。
西方社会里的男性气概，最粗略地讲，至迟到中世纪，就已经和骑士精神产生了直接关系，强调特权、责任、担当，对弱者的尊重和保护(尤其是女性)。到了18、19世纪，主要在英国，男性气概开始摆脱传统贵族社会的属性，逐渐布尔乔亚化，汇入现代商业社会的主流。它的塑造，既发生在社会、经济、政治这样的公共领域，也在两性关系、家庭婚姻这样的私领域。
这一现代色彩的男性气概和它的镜像女性气质不可分离。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幕，就是两者关系的十足写照。而一个略显含混的名称，“维多利亚价值观”也常被用来形容这一关系。这是一个刻板的谱系:男性刚强进取，女性软弱顺从。
第二代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曾下诊断:我们文化的主要不幸就是男性气概的过分张扬。自然，它遭遇了反动——等到女性主义全面兴起，西方社会关于男性和女性形象的期待，就不再整齐划一了。
中国缺乏一个类似的历史演变。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阴与阳的和谐更多停留在宇宙观的层次上，而现实生活中，盛行的依然是男尊女卑。
1949年，我们的当代史开始了。在其前半期，它称得上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女性解放占有特殊的位置。革命始自社会的边缘，它需要唤起一直处于夫权压抑下的女性的觉醒和反抗。于是，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当家做主，能顶半边天，走出家庭，全面参与社会生活。
这一形象，曾经给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纪录片《中国》(1972)中，拍下了有着主人翁姿态的新中国妇女的“表情、行为和话语”。但是，大师敏锐的镜头也丝毫没有漏过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女性的解放似乎走到了去性别化的极端，她们身上的女人味，都到哪里去了呢？
此时，你也很难说存在着男性气概。它和女性气质一样，被革命征用了。阳刚吗？的确，可是单调乏味，几乎没法寻出人性的气息。他们的标准的国字脸，像洋钉一样生硬的普通话，举手投足间的坚毅，似乎只适合出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造舞台上，而和真正的生活，几乎是不发生关系的。
1978年。接下来的，就是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着的时代，改革开放。上海学者朱学勤，对此有一个最好的总结:社会还俗。这次，新的两性形象的塑造，主要不是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商业(广告)、现代传媒和娱乐工业。
至少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男性气概迅速远离了农民、工人，也许还有解放军。它越来越跟成功、进取、把握机会联系在一起。传统男性气概中最恶劣的那些部分，比如专横、粗暴，也受到了新观念的限制。以前属于女性气质的部分，比如体贴、温柔，开始成为形容一个好男人的形容词。男性气概的内涵，还有外延，都大大扩展了。
关于性别研究的西方话语，也开始影响我们的认知。比如，有人认为，男性气概，以及相应的女性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两者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男性和女性，除开各自生物学上的特点，并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本质属性。“性别意识”“性别角色”，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和反复确认下来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男性气概，应该有着主流文化以及亚文化定义的不同。但问题在于，在时下的中国，我真不敢肯定有一个主流文化。这要看我们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权势阶层，我们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知识精英、职业界的精英们，以及发育中的中间阶层，是不是能够分享着一套共识性很大的价值观，遵循大体相似的行为准则。”一名学者对我们说。照她的意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任由娱乐工业去塑造和表达基本的价值观念，缺乏更具反思性的中坚阶层的参与，迟早会出问题。
她不讳言，她对“好男儿”，“快乐男声”这样的娱乐节目不是很感冒，但也仅此而已。她不能阻碍那些长相俊俏、气质柔美的男孩子每天晚上涌动在我们的荧屏，获得青睐，变成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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