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砸出如意郎君

　　2000年，我高考失败。父亲担心我的前程，找亲戚凑齐7万块钱，通过中介把我送到新加坡留学。10月19日，我飞抵 新加坡。虽在异乡，但华人随处可见，加上说普通话就能与人交流，我并不觉得陌生。我顺利通过预科班考试，被私立大学录取。转眼两年又过去，我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把这滨海国家当成理想家园。父亲劝我回国就业，我置之不理，固执地留下来。

　　我搬出学校，租住在廉价格子间里，与很多漂游族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地找工作。可在这弹丸之地，就业原本已紧张，加上我的二等学院文凭，要找到合适工作难上加难。眼看返遣期日愈逼近，我的心情焦躁起来。

　　第7次面试，我又一次失败了。我颓废地回宿舍，进门时，漫不经心地踢脱鞋子，高跟鞋划出一道弧线，竟被甩出了窗外……

　　我关上门，匆忙赶下楼。眼前的一幕令我呆住——平地上，横躺着一亚裔男子，高跟鞋斜摆在前方，距离他头部不到十公分。难道我的高跟鞋将他砸死了？我惊慌地想，尖叫起来：“死人了，救命呀！”叫声没招来围观者，反把他吵醒了。他扬手摁住头，艰难地站直，瞪着我，许久才说：“姑娘，不用喊了，我没事。”我冲上前，呆呆地拾起高跟鞋，喜极而泣。他轻拍了我的肩，念叨着：“没事。”

　　就这样，认识了陶迁，十年前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的单身汉。带着负罪感，我送去纱布、消毒药，他感动地握住我的手，非要请我去吃日本料理。

　　呷着波尔多红酒，品尝着鲜美的三文鱼，我壮着胆子问：“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他笑而不答，只是深情地看着我。也许是远离亲情太久，片刻间我就把他当成最亲的人，倾诉起要被迫返国的遭遇。

　　他沉默着听完，缓缓地摊开手，握住我手背，诚恳地说：“不如你……嫁给我吧！”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搞懵了，惊诧地立起身。并非我保守，而是无法接受仅见过两面的男人的求婚。

　　他深情地说：“原谅我冒昧……可我实在等不得你回国才相爱，等不得失去你后才后悔呀！”我凝望着他，他的睫毛间有泪光闪烁。他说：“只有你我立刻结婚，才能让你留下，才有机会与你在一起。”他冒着风险求爱，竟是不希望我被遣回国？！相处尚浅，却能相知相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2004年10月11日，他牵着我去登记，还替我把行李搬进他公寓。少了婚礼，少了祝福，他做了四碟福建小菜，还把高跟鞋摆在中央见证。虽然寒酸，但那一夜我俩照样鱼水交欢。

为助丈夫我嫁了第二个男人

　　我又去了面试，是家对华贸易公司，地处郊区，月薪很低，应聘者寥寥无几。也许是竞争小，也许是结婚后有了底气，我竟然被录取了。

　　我激动地返家，把消息与陶迁分享，他诺诺地听完，摩挲着我的腰，得意地说：“我有哥们答应帮忙找关系，尽快替你申请新加坡公民权。”申请公民权？就是我将成国家公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我幸福地以热烈的吻“报答”他。

　　有点累，我头枕住他胳膊，突然想起自己还不清楚他的职业，好奇地问：“你在做什么？”他望着我，嘻笑着说：“商人，经营人口。”我捏住他的鼻子，嘿嘿直笑：“不如你把我经营给总理先生吧！”他倏地将我抱在心口，嘟囔着说：“我可舍不得。”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过了三个月，陶迁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你的公民权批下了！”如果你决定出国工作生活，就会明白最渴望什么。虽然“公民权”，只是简单三个字，但它所代表的权力和待遇，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尖叫起来。那一夜，我失眠了，设想着换份高薪职业，憧憬起生个胖小子，让他上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大学……

　　很快进入了雨季，那天我回到家，见陶迁倒在床头长吁短叹。接连几天都这样，我不由担忧起来，关切地问：“怎么啦？”在我的再三追问，他才说，一个月前，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批发水果上，哪料到草莓遇上雨水，全腐烂了，血本无归还欠下三万块钱。

　　可我月薪不到三千，扣除开销，上哪去筹这么多钱？我把存折给他，他望着上面的三位数，哭笑不得。他想了想说：“我有法子可赚钱，无本万利，只是担心你不愿意做。”

　　看着我疑惑的神情，他接着解释，如今有很多外国人在新加坡工作后不想出境，按政策又必须返遣回去，于是他们就采取假充与本国公民结婚的方式获取社交访问准证，以延长停留时间。“结一次假婚，领一个假证，就可赚一万块，相当你整年的收入。”他绘声绘色地说完，眼冒金光。

　　我体验过要被返遣回国的滋味，相信能让自己留下来的办法值一万块钱，可想到与陌生男人“结婚”，还是挺别扭的。但想到陶迁的困境，我还是决心为他冒险试试。

　　周末，陶迁带我到广场的一个僻静角落。对方是戴眼镜的男子，斯文地伸出手，介绍说：“我叫孙力，上大学时女房东很照顾我，感情很深，现在她病了没人照顾，我得留下来。”望着他清纯的模样，诚挚的表情，令我在那一刻竟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在成人之美。

　　我再没犹豫，按陶迁说的，战兢兢地挽住孙力的手去登记。路上，孙力与我交谈起校园的趣事，还不时地用目光鼓励我，要我从容应对。

　　手续很顺利就办完了，孙力突然神秘地对我说：“你不适合做这个！”我望着他，想听他说下去，陶迁却进来了，话题就此打住。

在婚姻骗局里我越陷越深

　　有了经验，再与印尼男子结婚，我有说有笑地去。陶迁很满意，取出三千块钱犒劳我。这样赚钱，太轻松了吧！握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我满心欢喜地想。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接连与台湾男子、越南男子结了婚，眼看存款接近5位数，越发觉得像挖金矿，把工作也辞了，催促陶迁多安排几次结婚。

　　这几次“结婚”都挺顺利，当然也有不守规矩的“客人”。第六个“丈夫”是一个又黑又胖的马来西亚商人，叫那沙，他非要搂住我的腰走，一路上手没规矩过。我只能委屈自己忍耐着——为了钱，让他占点便宜算什么？

　　分开后，我进商场选化妆品宽心，竟遇上了孙力，寒暄过几句，他说：“我同情你，陶迁不该这样待你。”我疑惑地不知说什么好。

　　孙力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登载：据统计，自2003年至今，新加坡共发生至少14起涉及金钱交易的假婚姻案件。除一名充当“假老婆”而被判刑的新加坡印族女子外，另13名都是应外籍女子所求，受贿协助她们延长居留时间的本地“假老公”。

　　原来假结婚是要坐牢的！我可是父亲借钱供着出国的，真要是锒铛入狱，哪有脸面见他？看到我发呆，孙力说：“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本质并不坏。这事你别干了。”后面他说什么，我已听不清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找陶迁问个明白！

　　我冲回家中，陶迁正悠闲地看着电视。我愤怒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害我！”他放下遥控器，支吾着问：“怎么啦？”我撂下报纸：“假结婚要坐牢的，你竟让我去……”

　　他把报纸丢进垃圾桶，一个劲地向我保证已买通关系，根本不会出事。我问：“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四目相对，一片寂静，他背转身打开抽屉，里面足足藏着十余张结婚照，全是他与其他女子的。我打了个寒噤，他真是靠经营人口挣钱！他把自己经营给不同的女人，靠与她们结婚来获取暴利。

　　陶迁一再解释这样做是在帮助那些女人留下来，还强调自己干这行多年太招人眼，不得已才让我做，可我再听不进去，失望地向他摊牌：“还是分开些日子吧，要不你走，要不我走……”他无奈收拾了衣裳，一言不发地离开。

第六个老公逼我假戏真做

　　独处一个月平安无事，我悬着的心总算平静下来。

　　劳动节那天，我悠闲地在街头闲逛，有个矮胖的家伙上来搭讪，我觉得他有几分面熟，又想不起来，没理睬径自走开。上了巴士，他竟跟上来紧挨着我坐下。我这才认出他是那沙，我的第六个“老公”。他要干什么？

　　一路未出意外，我窜下车，那沙不依不饶地紧跟着。跟到楼梯口，我大声喝道：“你再跟踪，我就报警了。”他亮出结婚证，压低嗓门说：“警察来了，我告你诈骗！”假结婚，要坐牢的！想到这，我语气舒缓下来：“你要干什么？”他挽起我的胳膊，涎笑着说：“不干什么，上去坐坐。”

　　他像侦察过，直接把我连拖带拽地进了公寓，急冲冲地扒下外套，恶狼扑食般把我摁在床上。我不能喊叫，竭力反抗，趁他解开衣服的瞬间，提起高跟鞋照着他脑勺砸去。他猝然立直，哀号起来。

　　我狼狈逃下楼，躲在暗处拨打陶迁的电话，向他哭诉。他怜惜地安慰我，还叮嘱我别离开。

　　半小时后他赶来，领我回公寓，那沙却已不见踪影。

　　我心有余悸地抱紧陶迁，不准他再走，他的唇瓣就恰到好处地落下来。渐渐地，体内被激活的欲望充实，我盼望要发生什么，他松开手，撇着嘴说：“不如先来杯红酒？”

　　我急不可耐地灌下酒，双手在他胸口摸索着。不知不觉间，眼前眩起白星，天地旋转起来……

　　清晨，我被浑浊的鼾声吵醒，发现身上一丝不挂，那沙像死猪酣睡在一边。我顿时明白了一切，我被陶迁出卖了！由始至终，我只是他赚钱的工具。以前他出卖的是我的婚姻，现在他出卖的是我的身体。我悔恨地坐起，抽泣起来。哭着哭着，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诫自己要冷静，我哆嗦着起身，小心跨过他，裹上衣服出门……

　　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悲痛中，因为我还记得在离开时带上了自己的证件和银行卡，那能保证我顺利地回国。是的，只有回国，才能远离人面兽心的陶迁，远离这块伤心地，回家舔舐鲜血淋漓的伤口……

　　我将永远记得，在这个花园国度，我为我的幼稚付出了代价。

编辑：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