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距离《许三观卖血记》整整十年。《兄弟》的出版却让擅长“残酷描写”的“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余华饱受“江郎才尽”的质疑。但不管怎么说，
余华这几天都满面春光地扬着《兄弟》向读者宣布：“这是我最满意的长篇！”
7月21日下午，远在浙江的余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电话接通，余华正在从千岛湖到杭州的路上，自从《兄弟》首发，他就这样忙碌在一场场的签售和宣传之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再加上车子行驶过程中的噪音，记者不得不把耳朵紧贴在听筒上。
这有一点狄更斯的味道
记者：昆明的读者要到周末才能看到《兄弟》，但却已经听说你在写法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余华：是的，写法上是有了变化，原本只打算写10万字，现在写出了40万。几年前，我曾经想写一部长篇，但很不顺利，现在看来，是我没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叙述这个题材。写作《兄弟》的状态是我从未预想到的，它让我几乎失控，但我喜欢这种状态，刚开始是我统治叙述，后来是叙述在统治我，作者跟着叙述走，这是最好的状态。写法上的变化是题材的需要，比如以前我可能只用几句话来写，现在却是几千个字的细节描写，我在追求叙述的强度，想全面深入地来展示细节，这有一点狄更斯的味道。一个细节可以写几千字并不是容易的，我以前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因为根本推不动，它不是光靠才华就能写出的，而是需要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
记者：这部小说所讲述的东西跟你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以前大家都说你擅长描写残酷，现在擅长的又是什么？
余华：如果说以前的作品很残酷的话，《兄弟》里是多了一些温馨、美好的东西，比如家庭生活。但我并没有丢掉最擅长的残酷描写，小说中也写到了很多残酷的东西，也写了暴力，人物的命运甚至比《活着》还惨烈，我只是选择了让残酷的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交错进行，因为外部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家庭生活就会显得格外温馨，如果没有家庭的温情和忠诚来加以调和，我恐怕都没法写下去。
记者：你以前的作品在写作手法上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要冒险改变呢？
余华：会有人不喜欢，但应该不会没有一个读者吧？最初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就好了，那么多年的锤炼，觉得自己可以去完成了，也就做了。
希望读者接受10年后的我
记者：你以前的很多作品都出现过有关文革的段落，但大多作为背景，这一次为什么选择正面面对这段历史？
余华：这段历史在我个人的早期生活里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时间越久就越清晰；在这部小说里，我的兴趣并不是单纯的文革故事，现在出的只是小说的上部，下部就会进入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国这近50年的历史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人要活400岁才能经历的两个极端的时代。《兄弟》是比《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作品，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10年之后的我。
记者：《兄弟》的下半部写得怎么样了？
余华：正在修改，有些地方太匆忙了，还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样子，就再改改。
记者：新书的宣传语说这是你“十年磨一剑”，下一部作品，我们还会再等十年吗？
余华：这只是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写了十年那么久，我知道自己的创作能力不是那种一年出一本书的人，但我会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下个十年，争取写两部吧。
睡眠问题越来越严重
记者：记得你以前曾经说过，睡眠是你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障碍，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余华：写《兄弟》状态最疯狂的时候，每天晚上七八点我就要去睡“午觉”，一两个小时后醒过来，到九十点开始写，写到两点左右，一直熬到天亮才睡，睡到十二点，又从下午一两点再写到五点，那个月我写了11万字。我一度心跳过速，于是赶紧停下来，休息了几天，给《上海文学》写了两篇随笔，心跳就又恢复正常了。写随笔太容易了，我希望精力旺盛的时候还是主攻长篇小说，它带给人的成就感很大。睡眠问题越来越严重，白天没活动的时候我都吃安眠药，以后也许还会更严重吧。
记者：《许三观卖血记》要由拍过《丑闻》韩国导演李在容来拍成电影，而广大读者熟悉的许三观也将会成为一个说着韩国话的人，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余华：其实没什么，还有意大利人说要拍的。拍电影是导演的事，原著还在那儿，没什么改变。《许三观卖血记》本来姜文要改编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现在由韩国导演李在容来拍，他很擅长把国外的题材放在韩国背景下拍摄，《许三观卖血记》会是一个发生在平壤的故事。我已经和这位韩国导演见过面了，估计明年下半年就会开拍。
得知昆明还没有《兄弟》，余华一再对记者说：“有些东西，你要看了书，我们才好聊。”他又补充了一句：“怎么要那么久才到昆明呢，太远了。”记者追问他有没有到昆明做签售的打算，他说，“现在应该还没有安排吧，太远了，争取下半部出来的时候再来吧。”
2005-07-22
记者 李莉 都市时报
编辑:苏木
[
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