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人、画家无不从自然世界获得关于人生的领悟、诗歌的灵感，自然世界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作品。苏东坡在他的不朽杰作《前赤壁赋》里面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为吾与子之所共适”。在古代中国，退隐、还乡，“复得返自然”是一种精神的归属，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总有一个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野”，“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为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自然世界，至少在那里可以独善其身罢。

　　在昆明，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去过滇池了，滇池距离昆明市区并不远，不过十公里路。“文革”时期，那里是我的天堂，在那里，我领悟了作为一个诗人的那些基本元素。那是什么时代啊，没有书，没有学校，没有李白、博尔赫斯，汉语就是社论、大字报和高音喇叭，那时代怎么可以诞生“诗成泣鬼神”的诗人？１９６６年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宣布停课，我就在野了，像一个小陶渊明那样，奔向美丽的大自然。我记得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跟着表哥走路去滇池钓鱼，垂钓落日下，悠然见新月，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倪云林那样的山水诗人，在天地之间，培养了浩然之气。

　　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产生自白洋淀，也不是偶然的。把因政治惩罚而被下放到“西伯利亚”的经历视为“在野”还是“流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深刻区别。我最近重返滇池，那里已经成为现代化昆明的一个污水排泄池。往昔阳光灿烂、沙鸥飞翔、沙粒泛着金光的湖湾荒草丛生，建筑倒塌，蚊子喧嚣。就像已经倒闭的大工厂的后院，它曾经生产过李白式的青春。在一个水泥制作的圆筒里面坐着两个孩子，他们在玩某种干燥的游戏。他们忽然爬出来，走了，圆筒的那一头是灰色的天空，黑暗的滇池，波浪像古代那样摇晃着。我忽然想到，要是现在再停课的话，我那１１岁的女儿可没有在野的地方了。

　　“三山无岳开道，我来了。”现代化所向无敌，它已经不可战胜，传统中国一去不返，那不仅仅是长袍马褂、画栋雕梁、文言文和毛笔，也是野。那些洋洋得意的正在与“全球化”弹冠相庆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中间不会再产生陶渊明了，他们唯一的命运就是“流放”。当他们与一个标准的西方公民同样厌倦了车水马龙、摩天大楼、汽车水泥、塑料袋和超级市场，厌倦了自动取款机和公司的第２１层，厌倦了民主、议会、布什先生和伊拉克的时候，那些西方人随时可以一头钻进教堂，在神秘的尖顶下面，依偎在上帝母亲的怀中小憩片刻。而我们无处可去，我们乘电梯回家，看电视、浇花。

编辑：黑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