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邓熙/翻拍） 
 

    在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中，云南一直没有出过状元。直到清朝末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昆明人都知道拓东路上有个状元楼，悬挂着“大魁天下”的金匾，是当时的云贵总督魏光焘亲笔题写的。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袁嘉谷在昆明也有故居，位于翠湖北路51号。

　　在翠湖边绕了一圈，记者才找到那块写着“袁嘉谷故居”的牌子，原来这里就是状元郎的家。从一扇朱漆大门进去，眼前的“袁嘉谷故居”正在装修。这是一个单座四合院，土木结构，正房三层，厢房和倒座房两层，二楼有着“走马转角楼”的建筑特色。在袁嘉谷故居四合院的左侧，仿照旧楼模样，新修建了一座砖混结构的楼，新旧一对比，形成了强烈反差。记者从云南大学文产办公室了解到，这次维修袁嘉谷故居的资金来源于社会，预计投入上百万元，重修后将主要用做经营，三楼辟为展览室，陈列袁嘉谷的相关物品。

　　袁嘉谷的曾孙就是现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袁东。他带着记者重新参观了袁嘉谷故居，并给记者讲述了许多关于曾祖父的故事——

　　袁嘉谷在浙江任提学使和布政使时，因妥善处理了“木瓜之役”事件，让袁嘉谷得到了“小学台”的亲切称呼。两年的任期，使得浙江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浙江任职的曾祖父，谢绝了革命军、浙江学界和老百姓的挽留，回到了云南。

　　回到云南的几年间，袁嘉谷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受唐继尧之邀担任顾问，1918年回到昆明。袁东告诉记者，当时曾祖父在昆明没有房子，一家人都住在亲戚家。直到1920年，才搬进九龙池北玉龙堆的新居（现袁嘉谷故居）。“我奶奶，也就是袁嘉谷的大儿媳，是钱王王炽的长孙女。在建盖此房时，王家出资不少呢。”袁东说。

　　袁东对于四合院，记忆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正屋的三楼，那是曾祖父的书房，题名为“颐寿楼”。曾祖父亲笔题写了大门、正屋、正楼、书房等处的对联。其中，大门联为：“居临翠海新门第，派衍龙湖旧世家”；书房联为：“古今贤将相，风月大山林”；正屋悬匾“卧雪堂”。迁入新居的袁嘉谷将二楼正堂作为自己的起居室，晚年信佛的他又在二楼正屋里设了一佛龛。其他房间由子孙辈分别居住。

　　“进大门后，要下几级台阶，一条小道将小花园和住房分开，左边是澍园（小花园），右面是四合院。靠墙处种有花草树木，也算个小庭院，进四合院的门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但原来是一个过厅，四合院里也有个花台。”袁东说：“现在小花园变成了这栋仿建的建筑了，不过小时候经常跑进去玩，对里面的布局比较清楚，平时也常听长辈们谈论祖屋。”袁东回忆着故居当年的样子：房子里的雕花门窗，梁柱上没有描金。院子的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小天井，西南是楼梯，西北是伙房。曾祖父在澍园里种了一些小树、花草和蔬菜，东北角垒土造了座假山，取名“金钟山”。园里还构建了一座小亭“课经亭”。这一小亭成了曾祖父晚年和儿孙辈及弟子论学、会客的地方。园后围墙上开了道小门，可直通当时的省图书馆和翠湖。袁嘉谷很喜欢自己的“澍园”，他曾说：“昆明园林，至大以唐公（唐继尧）所有为第一，至小以我所有为第一，丰俭顿殊，均不失为第一。”

　　袁嘉谷自1920年迁入此楼后，一直过着闲适的生活，1923年受聘到东陆大学教授国文，8年不领薪水，还将自己的积蓄1000多元捐给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袁嘉谷在“颐寿楼”中，完成了《滇诗丛录》、《卧雪堂集》、《东陆诗选》等文集诗选的编撰工作，若不是忧心国难，自能安度晚年。“常听祖辈提起，那时候袁氏一家待人和气，有人慕名前来向曾祖父求字，他总是慷慨答应，分文不取，只是到了后期，家境拮据才勉强收点润笔费。袁嘉谷逝世后，灵台搭建在四合院里，灵堂设在二楼正厅，归葬昆明东郊金马山。”袁东说，解放后，因为与云南大学有极深的渊源，袁家低价将故居卖给了云大。袁家搬出祖屋，住到斜对面的小吉坡4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作为20多户教职工的宿舍楼，2000年前后，改为国际文化学院的学生宿舍，再后就是今天见的这个样子了。

　　文管所的文物管理登记材料介绍：袁嘉谷故居，位于翠湖北路51号，建于民国初年。占地面积320平方米，坐北朝南，南临翠湖公园，北面临街，东西两侧是铺面。故居是云南清末民初典型的四合院式民居建筑，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构成。正房为三重檐歇山顶，其余各建筑为单檐两层；所有建筑屋顶均为青色筒板瓦。正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东西厢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前厅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砖木结构，其中木构架为抬梁及抬梁穿斗混合形式，木构架承重；各扇门及榄窗为民国初期云南民居的典型做法，现保存较好。室外地面为青石地墁，台明阶条石及柱础均为青石砌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