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等人曾整理出一批“ 达达派”女画家美国人韦莲司给胡适的来信，耿云志认为，韦莲司与胡适50年的知交，当属一种精神需求，他需要这样一位能与之进行思想层面交流的女性。韦氏者，在胡氏的眼里如此这般：“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亦不敢轻之”。于是出身中国徽州的这位书香子弟“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贤妻良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韦氏之无愧于胡氏，直到两人垂垂暮年。韦莲司在胡适68岁生日的贺信中提出，要用自己积蓄的几千美元，给他建立一个基金会，以便出版胡适著作的英文版。这一年韦莲司74岁时，已经退休，只有租房的收入了。

　　胡适一生中不止韦氏一位“过从甚密”的女友，但是研究者们认为，唯有韦莲司是他半个世纪不渝的忠贞情感和精神知交。

　　耿云志认为，胡适的婚姻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具有牺牲色彩，这桩婚姻中“孝”当然是首要的。但还有一个因素不能被忽视，那就是，婚后的胡适越来越发觉他婚姻的这种解决方案非常正确。国内上流社会一些前辈，如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对他就非常信任。上层人士对胡适的敬重，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觉得他是结合传统道德和西方新道德的典范。他传播新文化却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青年。

　　胡适在一篇日记中提到过他的感受，大意是说：世人都说婚姻让我受了很大的委曲，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婚姻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它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认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胡适觉得他的婚姻怎样处理最有利于从事社会活动和传播他的思想主张，他就如何从事，因此胡适的婚姻也算是有了“社会功能”了。因此，胡江45年不离不弃到白头的旧式婚姻，反而有助于他从事和开展一场全新的文化事业。

　　在胡适去国赴美近60年的今天，中国像胡适这样对于婚姻和离异慎重考量的人，在另一个层面上出现了。

　　夫妻志趣相去甚远的生活中，胡适最大的能耐就是忍耐。但是个性极度膨胀的今天的不少人，对于宽容和忍耐的修炼显然不足。

　　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白领离异多，而真正达到中产的人对待离异却很谨慎。经济因素使中产阶层在家庭和离异问题上的考虑不得不更为周全，由此，中产阶层也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

编辑：老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