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大理是上个世纪80年代,这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它的表面跟我的老脸一样已经不再光滑。当时我去大理的目的是去参加民间诗刊《风》的编辑事宜,我曾经给这个地下刊物写过稿子,其编辑是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朋友。
从老昆明出发,在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上颠簸了20多个小时后,我在一个《西风颂》般的客运站下了车,从下关建设路XX号某间不足8平米的屋子里把风编辑从醉梦中唤醒,风编辑艰难地睁开眼睛:“陈,坐床上吧。”那张可耻的单人床哪还有屁股能落的地方,除了睡眠压下去的印迹,2/3的面积已经被大量书籍占领(床边散乱着大量被啤酒、白酒抛弃了的空瓶子)。印象中只记得,书堆里除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歌德的《浮士德》,还有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加缪的小说集。仅此就足够了。这种书现在早躺在尘灰里少有人翻阅,但是当时这可是最前卫、最解放的精神狂欢。当时我们谁都没结婚,谁都不愿意结婚,打算象圣徒一样为精神而活着。
和风编辑认识是缘于我高中时代的老同学。我的高中同学与风编辑是大学同学,两人的共同爱好都是“以梦为马”,企图以诗歌超越这个精神压抑的世界。我大学毕业后拒绝发配,赋闲在家,经人介绍去昆明美术家协会打工,任务是和我的木工师傅一起给参加美展的作品制作画框。师傅是个60多岁的老木匠,几乎大字不识,却有一身老辣的工匠本事。我给师傅打下手干力气活,我们师徒二人必须在美展开始之前为所有作品做好画框。人手不够,因此风主编也就跟我一起成了满头大汗的小工,工资不低,每天2元。某个美国诗人曾经写过“体力劳动,净化心灵”的诗句,我们一边刨木头一边欣赏油画,感觉自己仿佛就处在一个伦伯朗仍然活着的时代;我们谈论诗歌和哲学,下班后,一起到地摊上将扁担酒喝个烂醉。那是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快乐时光,我们都极度相信我们能借助诗歌而得到精神救赎;在我们的精神幻觉中,酒神、荷马和李白就与我们一起坐在苍蝇横飞的地摊上!为《风》写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风》诞生于下关,其名得于“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以前下关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风之城,西风横扫建设路,感觉人在风中就象天使一样会飞起来。我曾经酒后踉跄在风中,长发乱飘,高声朗诵雪莱的《西风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然后倒在下关的臭水沟里仍在狂笑。近些年多次去下关,却感觉“下关风”却怎么不疯了,一种温柔安静甜腻如家庭妇女的微风代替了西来的狂风。建设路上的落叶需要人工清扫,那时这是西风的活计和游戏。马路天使红袖乱招,却怎么也不能引发精神上的风暴了。
第二天酒醒,我跟风主编说我要一个人去爬斜阳峰。风编辑把他的皮夹克借给我,并祝我送死成功。我起先真的以为斜阳峰是一座了不得的伟大山峰,因为我在于坚的诗里仰视过它的伟大;等我穿着解放鞋只花了两个小时就爬到山顶时,这座“伟大”的山峰立刻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小土丘。我把太阳帽留在山顶上,然后下山过黑龙桥回到风主编的小屋。我对风主编说,斜阳峰已经在我脚下发抖、哭泣。风编辑哈哈大笑,一把将我扯出小屋,拉到地摊上又把我灌的烂醉如泥。风编辑要我把这次“伟大的历程”写成稿件给他,可是,我就一直没写。一晃20多年过去了,虽然斜阳峰仅3000多米的海拔高度只是驴友们不齿的笑话,不过那时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我的感觉的确很诗人、很牛B。
从下关回昆明后,找到一份我现在还在卖命的职业,然后结婚生子,再也没给《风》写过稿件。我曾对孩子他娘说:相信吗?我依然是个诗人,虽然我不写诗。孩子他娘严重鄙视地对我说,你都是诗人么,中国怕是有10亿诗人了。80年代的确是个诗人的时代,哪个时代诗歌承载着一种精神,诗歌是一种解放和突围。虽然现在诗人已经是个被严重鄙视的词,不过,我依然怀念站在斜阳峰上的那种精神幻觉。
1996年我出差到大理,好多年没见到风主编了。人到中年的风编辑有些谢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从他那里得知实际上油印刊物《风》没出几期就停了,《风》还登载过于坚等诗人的早期作品,后来大家都在自己似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诗歌这种不能填肚皮的东东也就在现实生活中悄然退场了。我很关心在没有诗歌的日子里,一个诗人是怎么生活的,因此就按照以前的风格把风编辑拉到下关的烧烤摊上,喊上两大杯呛味十足的扁担酒。风编辑摆摆手说他早已经戒酒;关于《风》,他能记得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我一个人在郁闷中把两杯扁担酒都喝了下去,风编辑老婆打电话召唤老公,风编辑说他不能陪我,因此我们就分开了。后来才从高中同学那里得知风编辑老婆乃是大理某领导的千金,风编辑那时已经是大理某公司老总。同学说:“老陈,年纪一老把了,我发现只有你还没长大。”
2006~07年,我N多次去大理,当我开车穿过下关城,却经常会在走过了N多次的大街上迷失方向。那曾经熟悉的街景,那曾让我憨醉的地摊、那曾让我成为天使的大风都象是梦早已经消失了。大理现在看我,完全是一个跟她没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了。可是那段与曾经大理厮磨过青春和诗歌的往事,却难以从心头挥去。
编辑:老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