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百家讲坛》播了张越采访于丹的谈话记录《本色于丹》。在“本色于丹”的专访中，当她被问道：如何看待许多人对她的攻击时，于丹表明了自己一贯的宽容态度，即对真正的学术批评意见尽可能吸取，对人身攻击则淡然一笑了之。令人深省的是，于丹顺便谈到她自己最为担忧 的问题，恰恰是媒体给予她的过分关注和吹捧。包括许许多多的“粉丝”的过热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色于丹”的专访，就是给于丹一个机会来表明自己的这样心声：她希望远离媒体的喧嚣声，使她自己能保持原有本色，能够像从前那样过着平静的生活，从事淡定的学术研究。虽然这对她现在来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但是，于丹有这样的想法，足以说明她是一个十分理智的学者，在媒体“捧杀”的异化力量的强大攻势下，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也与那些从社会底层冲上来的“草根英雄”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使我想起自己去年在“新华博客”上发表了“草根英雄，谨防被媒体过度暴光‘捧杀’！”的博客，文章提到，一般从下层冲上来的英雄，由于过去条件比较差，是靠自己的艰苦打拼出头的，往往容易经受困难考验，容易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由于自己过去以及前辈没有经历成功环境，在胜利时碰到吹捧时，常常就容易昏头昏脑！比较难做到“富贵不能淫”。
　　
　　在近年来获得成功的不少“草根英雄”就输在这个环节中，如郭德刚经受不住成功的考验就是典型一例。像易中天这样的自称“草根学者”的人，这些年在媒体的强大攻势下，也有些晕晕忽忽，把持不住自己，到处参加各式各样演讲，俨然以“万能博士”的身份出现。而跟他一起在《百家讲坛》走红的于丹，却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拒绝媒体的一轮又一轮的“捧杀”攻势，坚守自己的学术和做人的本色！显示她所具有的高层知识精英的“贵族气质”。
　　
　　我把于丹定位一个知识精英的“贵族学者”。恐怕有很多人会反对，因为于丹演讲的一个最鲜明特征是她的平民化风格。从现在许多批评于丹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对国学的精通，不论是老、中、青哪个年龄阶段，都有人对古代经典有很深的理解，起码跟于丹的理解不分上下。于丹比这些学者强的地方恰恰在于她以广大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讲解这些古代经典。在国学和普通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易于沟通的桥梁。于丹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宣扬国学，而是在国学的科普方面做了十分杰出的工作。从这些方面看，把于丹“贵族化”是不合理的。甚至很难说服我自己。
　　
　　《百家讲坛》的平民化风格自然而然成为本人一种范文楷模。我先是看中易中天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向易中天学文风的文章，后来我像许多人那样，才发现了后来居上的于丹。由于于丹的专业是大众传播学，所以她对于怎么样运用大众传播媒体让普通观众更容易理解经典有独到见解和科学方法，更善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课。在于丹的讲演中，同时包括了东方智慧及其平民化的形式。
　　
　　所以我本人对于丹这个后生晚辈是十分佩服的，并认为，于丹教授的讲演，就是“东方平民智慧”以及“快乐教育”的典范形式。尽管如此，我还是力图将她跟那些“草根英雄”区别开来，将她本人归于“学术贵族”的范围。我的理由是，于丹本人出身北京的学界“高干”家庭，她从小学到大学读研究生，都是在京都的最好学校中度过，她演讲的《论语》、《庄子》等经典名著，都是学术界最高深的研究领域。就像我们这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员，由于对国学不够熟悉，所以要阅读《论语》、《庄子》这样书籍，还要借助书中的注释。最近听了于丹的演讲和某些反驳她的议论，感到提高了对这些经典的理解。正是根据上述理由，笔者将于丹看作是中国的“学术贵族”的典型代表之一。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用刘禹锡的这句名诗来形容于丹之流学术研究的方向，是再恰当不过了的。于丹以及易中天等人，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但是，他们这些人都不满足于潜心研究国学，而是力图将他们对国学研究的积极成果，转变成为普通老百姓也能知晓并能在自己的具体生活实践中用得着、用得好的知识。于丹跟其他人不同的一点，就是她十分强调，这种古典知识的运用是很“温暖”的，就像一坛既可口又养人的“心灵鸡汤”。于丹多次强调的这种观点，也被许多媒体反复引用。这恐怕也形成了所谓的“于丹本色”的主要风格特征！
　　
　　中国明代的先哲王守仁认为：“乐是心之本体！”于丹的“心灵鸡汤”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个本体。她最欣赏孔子的这样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今年春节讲演中，她专门就这个命题发挥了一番。笔者去年曾经写了一篇博客《快乐于丹：没有必要当大师》，也试图从“快乐学术”的角度理解于丹这个学术符号，其中也引用了孔子的这段名言。我始终认为，保留于丹这个快乐学术的符号，对于吸引广大民众，特别是吸引众多青少年读者学习国学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快乐国学并不是国学的本体！那些国学大师往往是通过艰苦地探索，历经了心灵的炼狱，才把握了国学之精髓！
　　
　　我一直认为，没有必要过分苛求于丹这样一位刚刚过了青春期的年轻女教师。当然，也没有必要过分吹捧她，应该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对待这样一个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国学符号”。如果一个真正的学者，即使要指出她的不足问题，也应该有比较大的气量。譬如，李泽厚先生的态度就显示了大家风范。他对于丹是大加赞扬的，认为应该鼓励这样的学术人才去作某些科普工作。不过，他又指出，他自己不准备写作和发表能够发行几百万册的书籍。言外之意就是能发行几百万册的书籍并不能真正代表他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于丹的“粉丝”也可以将这样议论看作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心态和讲法。
　　
　　学术界大多数人没有李泽厚先生那么“牛”，都还是希望自己能写出并发表畅销书的！这不仅是为了挣更多的“银子”养家糊口；而且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有用武之地。而在今天要想写畅销书，就要向于丹、易中天这样的学者学习平民化的写作方式和风格。由于我将易中天、于丹等看作是“东方平民智慧”的典范，所以，一直表示对他们的敬佩和偏袒，如果发现有人对这些人不满和攻击，我经常会出来辩护几句。但是，我对我母亲诘难于丹的理由却感到无言可对，并十分佩服我母亲的独特视野。
　　
　　我母亲和于丹同在北京师范大学供职，她是个老干部。跟于丹相似，也算是靠奋斗获得成功的女强人。我母亲有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坚韧意志，她也很喜欢《百家讲坛》，听说有“北师大”的教师讲课，她特别高兴，认真听了于丹讲演。后来，她听了一些专门反驳于丹的专家学者的议论，感到这些人说的也有道理，就感到于丹的学问还是有纰漏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是劝她采取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既要听反驳者的高论，又不要随意否定于丹的观点。在学术上贯彻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由于不再关注学术争辩问题，我母亲又注意到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于丹通过讲课获得了大批钱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万富婆”，不仅比大多数群众收入高许多，而且即使在“北师大”中，也是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的“富婆”。不少师生对她颇有微词。我母亲也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于丹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讲的是古代士大夫甘守贫困的精神，而她自己通过这样的讲演，却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似乎不符合她津津乐道的“心口如一”的“诚信之道”。我母亲认为，如果于丹能够从她高收入的“版税”中拿出一部分支援灾区人民，她对年轻于丹就十分敬佩了。我想，可能许多于丹的“粉丝”也有同感。
　　
　　中国古代士大夫“乐”的最高境界，是“助人为乐”、“与民同乐”。孔夫子倡导的最高原则也是“己欲立，立人”。于丹在阐释古代圣贤“乐”的境界时，也谈到了这样的观点，我母亲希望她能够言行一致。
　　
　　其实，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一个人的合法获得的收入，自己愿意怎么样花，就怎么样花，由其个人决定，其他人没有理由说三道四、横加指责。对于丹当然也是如此。我也相信，于丹不会因为别人希望她捐助弱势群体就主动捐赠自己的收入。如果她真的向某个项目捐赠了款项，也一定是她早就想好的，或者说，她已经做出了这类捐赠，只是有关的宣传没有到位，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绝没有要向于丹教授施加压力的想法。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于丹教授已经向慈善事业捐赠了大量资金，只是宣传不到位，才使广大群众不知道她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本人十分希望有了解这方面消息的人能够告之，本人也可以及时转告老母，借以证明支持于丹是正确的。

编辑：老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