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教育部部长周济等就“教育公平”问题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周济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协委员“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提案的问题时说，请大家学习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法，我们国家有基本国策，就是要使用简化字，就是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我们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据3月15日《京华时报》）。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语言的工具。出于方便使用的考虑，人类对于任何一种工具的选择，都希求它具有简便高效实用的特点。文字也不能例外。学习使用者既要求汉字结构简单，笔画少，写起来快而省力；又希望汉字清晰明了，能很好地表达语言，字与字之间分辨率高，不会表意混淆，妨碍交际。正是基于上述要求，就造成了汉字四五千年发展史上不断简化的现象，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隶书、楷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简化字。简化，就是要使汉字简易明了，好学、好写、好记、好认、好用。如果为培养孩子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去提倡学习繁体字，也无可非议。但把它列入教学必修课就不对了。学习是为了使用，繁体字在普通人生活工作中有多大用处还用说吗？
　　
　　毋庸置疑，繁体字字数多、异体多、笔画多，结构复杂，易生讹变，客观上不利于学习、书写、使用以及汉字机械化、信息化，固然会令学习使用者生烦，汉字简化是大势所驱。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全国适龄人口中有80％以上是文盲的状况，急需大力开展扫盲活动，而扫盲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解决识字问题。为此，我国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成效最为显著的汉字整理和简化工作。1952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出：“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1955年1月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规范的简化汉字公布以后，大大激发了劳动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汉字的热情。
　　
　　问题的关键是，积极推行规范的简化汉字，不仅是我国基本的语文政策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主要内容，还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2001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确定了规范的简化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显然，在我国推广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不能随意撼动，委员参政议事应该带头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简单就是进步。实践表明，我国汉字简化工作是顺应时代潮流进步的积极行动，深受人民群众和世界广大汉字受好者的喜爱。规范的简化汉字具有笔划缩减，提高书写速度；结构简化，便于记忆等优点，特别是重新整合了偏旁部首，使读写更加一致，从而使汉字由象形文字变为纯粹的意音符号，这一点在形声字和会意字中更明显。周恩来同志在1958年政协会议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时说：“方案公布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特别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可以说，规范的简化汉字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点，又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汉字简化的方向必须坚持，不容否定。
　　
　　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内含，而不是形式或者载体。文字所能承载的东西毕竟有限，与简化文字带给人们的诸多学习与使用上的便利相比，还是得大于失。应该说，目前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繁重的了，再给他们加上认识繁体字的任务，恐怕令孩子们难以吃得消。更重要是，这样做容易造成学生字体使用环境的混乱，不利于推进汉字简化工作。

编辑：老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