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作品）
（吕楠作品）
对公众来说，吕楠仍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朋友极少，在朋友眼里，吕楠是不折不扣的怪人。
那日松——吕楠多年的好友、摄影策展人（2005
年的吕楠幻灯片放映会由他组织）说：“吕楠很怪，有时一下失踪三四年，但是我们不会操心他，因为他的生命力非常强。”那几年，吕楠身边有卫星电话，但却从没接到过电话，“那时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个电话号码”。
另一位好友、摄影家张新民，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与吕楠结识。他回忆第一次见吕楠的情景：“最初打动我的，不是照片而是他这个人。他从北京来深圳交流，找不到好暗房，来我当时的单位借用。他的双肩包里全是相纸和显影液，我们是公家的，他其实没必要拿这些东西。但吕楠不，他想的是，用你的暗房已经是麻烦你，怎么好意思再用你其他的耗材。我当时又震惊又感动。”
吕楠没有受过专业摄影教育，北京电大新闻系毕业后，他在《民族画报》做暗房工作，替人冲照片。回忆当时，吕楠说自己对那份工作没兴趣，整天睡到日上三竿才去上班，领导批评就虚心接受，但屡教不改。此时，他已在为以后成为独立摄影师做准备。
1989 年，吕楠正式开始拍片，从一开始，他就确立了“不受雇于人，只为自己工作”的宗旨。1989 年，他开始拍摄中国精神病人实况，1990
年完成；1992 年开始拍摄中国的天主教，1996年完成；1996 年开始赴藏拍摄，每年进藏时间都超过半年，持续七年，2004年完成。
2005 年之前，吕楠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人们常常误认为他沉默寡言、难以沟通。其实吕楠很健谈，名人警句、旅途见闻、人生感悟，随手拈来。15
年四处奔波，结识各色人等数以万计，吕楠说：“我比卖菜的还好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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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吕楠没有收入，除了偶而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所得稿费，生活和工作都靠借钱。吕楠笑着说：“所幸认识了些极好的朋友，可是如果一不当心，路上死了，立刻就成为债务未清者。”
最近，为了三月底将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的个展，吕楠正为美国签证准备材料。他开玩笑说：“按照他们的标准，我有十足的移民倾向：未婚、没工作；还要我提供存款证明，我倒是有俩存折，可都是空的！”
“自私的利他主义者”
张新民认为，吕楠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摄影工作方式，“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摄影师采取这样的工作方法——对待选题全力以赴去做，专门做，不顾一切地做，一做就是全身心的东西——这在中国应该是开创了先河。”
“巨大的激情，再加上非凡的毅力，这就是德拉克罗瓦。”波德莱尔的这句评价，正可以用来形容吕楠。工作对他来说，几乎是生活全部的重心所在。
吕楠认为，若想把事情做好，“心中一定要有他人”。
吕楠不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身体力行，更将其贯彻在工作中，成为了他独有的一种工作方法。
由于拍摄的题材比较敏感，为了顺利进入各地农村和县市的精神病院和天主教堂拍摄，吕楠从来不会直接前去；他每到一省，都先去省级政府申请，获准后拿着省里的批文到地市，再到区县。这种做法看似麻烦，实则能让医院和区县的管理人员打消疑虑，减少阻碍；这样一来，吕楠不但能通过各地卫生局得知医院地址，而且到医院后，也能查阅病例，了解患者的身世背景。
去西藏之前，吕楠已计划好，一定要到没有游客去过的村子拍摄，“有的村子里不光没去过游客，连汉人都没见过，有回民去收购羊肉，都让他们给打出去。”为了跟藏民沟通，吕楠先到拉萨的西藏大学学了两个月藏语。这两个月，他什么也不做，只学藏语，平时顶多上街买点馒头和菜，连大学校门都没怎么出。在拉萨待了一个半月以后，他才去过一次八角街，“布达拉宫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吕楠说：“没人见过像我这样去西藏的。我没兴趣知道的东西，跟我无关。15
年来我也都是这样的，凡是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我都不问。”问他这么做是否太功利，吕楠回答：“要知道，只有自私的利他主义才能结出果实。”
吕楠每次入藏都会带上一个药箱，—那是带给藏民的。西藏农村看病不易，吕楠自学医学知识，拍摄之余给乡亲们看病，时间一长，他成了当地“神医”。藏民越发信任他，吕楠的拍摄也越容易。
“我在各个时期的理想，并不超过当时的力所能及。”每开始一个选题前，他要进行长时间的准备，阅读大量有关当地历史、地理、风俗方面的资料，直到准备充分，他才会着手拍摄。他肠胃敏感，出门必备黄连素。除此之外，他的行囊里还有两三个相机、胶卷若干、一两本百读不厌的书、一只装着古典音乐的MD
播放器—如果去的是西藏，那就还要带上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睡袋，因为他一待就是9 个月。“去哪里都要带铅笔和卷笔刀，我看书要画线的，”吕楠说，“不然就是白看。”
每次从西藏回来，吕楠最多歇上三天，就要接着开始印片，然后挑片、放大，一天工作14 个小时。工作完成后，再待上一星期或者十天，他又开始上路。
吕楠说：“摄影本身并不是我兴趣的所在，而是一种手段。我只是恰好选择了这种手段，来实现我的想法。”在非工作时间，吕楠几乎从不带相机。“家人几乎没有看过我拿相机。去美国、法国，我也都不带。别人看了奇怪，问你出国怎么不拿相机？我心想，我又不要跟艾菲尔铁塔合影。”
吕楠说，在西藏工作的枯燥程度超乎想象，工作的时候他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想看我工作？倒给我钱也不行。”并非吕楠的工作方式有多不可告人，而是“太枯燥了，没有人能受得了，就算我找当地的农民，给他们一天100
美元的酬劳，他们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创造日常生活的经典
如果说《被遗忘的人》是把人的尊严还给生活在地狱中的精神病人，《在路上》展现了以天堂为终点的教友们以及教堂外的现实生活，而《四季》，则彻底回归人间，用栗宪庭的话说，是他“创造了日常生活的经典”。
在西藏的七年间，吕楠拍了3500多个胶卷，共126000 多张底片，最后挑选出109
幅。《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季节为顺序，展示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和家庭生活——这几乎是西藏农民家庭生活的全部，吕楠的作品也紧紧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
吕楠以最简单的语句为这些生活场景命名：《试衣服的夫妇》、《为小女儿试鞋的父亲和大女儿》、《挖土豆的爷爷》、《叫丈夫起来收割的妻子》??每一幅照片都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
有人从他拍摄的劳动场景中看到了西方古典主义油画的影子，《拾麦穗的女人》让人不禁想起19
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吕楠则认为，“其实古典主义的感受很简单，就是超然和平静。我的作品跟古典艺术没什么直接联系，只是跟这种感受有关系。”
栗宪庭说：“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这种对情绪的控制并不仅存于《四季》当中，从拍摄精神病人起，他就格外注意这一点。他分析道：“处理上不能夸张，语言要简洁，力量要够但不能过，这样才能让被拍摄者保有尊严，这些要做到都比较难。比如拍精神病人时，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把精神病人当成人来拍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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