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堂堂的正面形象，要想在这个浮躁的年头复活，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就得加点颜色。于是杨雨就成了化妆师，根据当下观众的喜好，来打扮易安居士。试想，如果杨雨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讲解，还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吗？

　　原因在于，大家的神经如今变得麻木了，原来针扎就痛，现在锥扎也不管用了，心灵都起了老茧子。那就需要下猛料，需要锋利的刀子和斧子。也就是要惊世骇俗，要矫枉过正，哪句话狠说哪句，哪个词凶用哪个。等唤起观众的兴趣后，再展示其美好的一面。我喜欢李清照的诗词，心中的李清照，是眉清目秀，才华横溢，不染风尘的。可是杨雨评价说“李清照是个赌棍，一点不冤枉她”、“她是迷恋赌博，精通赌博的赌神”，“酒鬼李清照”。初听来觉得别扭，刺耳，因为这些词一般不会用在女性身上。但听完也并没有更严重的反应。因为杨雨的讲解有自己的方向，那就是为了“美化”，先来“妖化”。杨雨是在说书，就跟单田芳一样，不是宣读关于李清照的学术论文，应该尊重她的个性化、通俗化解读。

　　有个现象值得研究，那就是一味的“正确”没人关注了，“错误”反而让人感兴趣。比如体育解说员韩乔生再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观众不答应了，他必须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才够味，才过瘾，才像韩乔生。大家喜欢经常来点儿口误的韩乔生。

　　追求残缺，不追求完美。太过完美，不食人间烟火，那就陷入“伪”。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妖魔化”，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非常反感“文革”期间塑造的那些高大全式的人物，那些所谓的正面人物破坏了人们的审美感觉。非好即坏，生活哪有那么简单，人群分类哪有那么界限分明。但解读历史人物，要有个底线，就是要真，不要假，也就是不能离谱。

　　杨雨的讲解，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评价李清照时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是把李清照的诗词等同于李清照的自传了，于是得出了许多荒唐的结论。诗词是一种创作，有艺术的虚构元素，不可能是“起居注”。莫言在小说《红高粱》的开头这样写：“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但莫言写的是小说，而不是自传。你如果说莫言的父亲就是土匪种，那就大谬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李清照是咱山东老乡，山东研究李清照的学人也不少，为什么就不能出个杨雨这样的人跟她PK一下呢？去年4月22日，于丹来曲阜讲学，各媒体都非常关注。遗憾的是，我的母校曲阜师大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我问其中的一位教授：“怎么不请于丹到学校讲上一课？”这位教授说：“于丹又不是学者，请她干吗！我们学校讲《论语》的随便挑出一位就比她讲得好！”也许这位教授说的是事实，但是你能否认于丹的影响力吗？你能否认于丹的“酵母”功能吗？

　　对于丹和杨雨，有些老学究不喜欢，让他们不喜欢去。讲错了，讲对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她们讲出了影响，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我呼唤齐鲁大地上的于丹和杨雨站出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