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边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金榜题名者一直阙如。云南的教育界、商界诸公一直耿耿于怀。为此，光绪十八年（1892年）一些热心人士就在昆明城东边的相公堤上集资修了一座聚魁楼。

　　五华书院秀才袁嘉谷，字 树五，又字澍圃，云南石屏人，也参加了这个集资建楼的活动，只是他手头窘迫，只拿出5钱银子。楼建好后，把捐资建楼的人名刻碑，袁嘉谷因为捐得最少，被列在最后一名。五华书院山长在这块碑上写道：“昔之才人文士，不能大魁天下者，以五星不聚也。斯楼成，魁星聚，则有望于此后之人。”

　　巧的是，十年后，云南人终于出了个状元，有人说“此后之人”暗合那块碑上刻名的最后一个人——袁嘉谷！聚奎楼也因他改名为“状元楼”。

　　袁嘉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北京参加的经济特科考试是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设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目的是破格选拔治国安邦的人才，不考八股文，而代之以策论，参与考试者均为历届状元和进士，其难度远远高于八股考试，该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阅卷大臣为张之洞等人。

　　当时初试试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袁嘉谷凭自己的渊博学识，下笔千言，一手深得王、欧神髓漂亮书法，足足写了32开，北京城尽传“32开学士”大名！初试后又复试，袁嘉谷名列第一！由此被称为“状元”。

　　云南民间有个传说：袁嘉谷到北京后，住在一个庙里读书准备应考。庙中的老僧见袁写得一手好字，请他帮忙抄一本500罗汉名册。到了慈禧太后主持殿试时，慈禧因为自己70寿诞将至，突发奇想，让殿试诸生写出500罗汉名字为自己祈福。于是只有袁嘉谷下笔如飞，一个不漏写出了500个名字。慈禧大喜，钦点袁嘉谷为状元！

　　袁嘉谷衣锦还乡，整个云南为之骄傲。不久，被任命为清政府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其间又被派往日本考察学政。袁嘉谷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小学教材，还第一次把七日一周改称一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六”依次指称周内各日，通行全国。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回到昆明，任云南都督蔡锷的参议等职。当时一帮清朝遗老以自尽来显示对封建王朝的忠心。但袁嘉谷早已看透封建社会的衰落，他积极投身革命，道：“人各行其心之所安。”1921年，袁嘉谷被聘为云南图书馆馆长，著述、整理云南历史文献。在他的挖掘和鉴定下，发现了昆阳的《马哈只碑》。第一次考证出了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的籍贯故里，使世人才知道云南昆阳曾出过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1923年，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建立后，以重金聘袁嘉谷为国文教授。但袁嘉谷知道大学经费紧张，不但不要薪金，反而向学校捐款数千元。直到8年后才领取了第一份薪水。

　　袁嘉谷博学多才，讲课时座无虚席。培养了一大批日后的栋梁之才。他的书法，出自颜柳公，又收钱南园诸体，自成一家，特别以行楷见长，书法结体、用笔以峭拔、俊秀取胜。在云南各地，至今尚存多处。

　　1937年，闻得七七事变，日寇侵入中华，袁嘉谷忧愤成疾，在病重之际，起草《责倭寇》一文，尚未完成，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

　　袁嘉谷的一生，从封建状元到爱国教授，经历可谓奇特。古今中外，无复二人。

都市时报

编辑：陈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