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不是对韩国人有什么不满，相反很佩服他们的头脑。胸闷的是，就算我们有他们的头脑，抢先去申报，我们拿得出什么能够说服评审团的事例来。当然，我们的历史学家会抱出一大堆历史资料来说明端午节在中国历史上的热闹和隆重。但是，当今端午节在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就算是粽子，这个端午节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因为昆明的气候，适宜粽叶生长，我家门前的点心铺一年四季都在当小吃卖。其他的端午节痕迹我也想不起来了。

       所谓遗产，就是要现在还可以找到踪迹的东西，中国古时候有很多节日，举例来说：上已，就是杜甫《丽人行》诗中说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那个三月三。在中国先秦时，这个日子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大家在这一天沐浴熏香，男男女女到河边唱歌找对象，《诗经》里面就收有当时的情歌歌词。但这个节日后来就慢慢消失了，我个人怀疑这与封建礼教的兴起有关。不过在昆明至今流传的“三月三，耍西山”，算是风俗遗迹吧。

       如果现在中国人要拿“上已”去“申遗”，恐怕谁都知道是在开玩笑。以此类推，以端午节在中国的现状，再过上一些日子，怕也就和“上已”一样了。

       因为这次韩国端午“申遗”，已经有很多中国专家学者对我们的端午节现状进行了分析讨论，无论是上升到民族文化传统还是追究“申遗”过程逐项细节的文字已经很多，我不再转述，反正说了也还是胸闷。

       然而这几天有件事却让我舒了一口长气，那就是在“中国节庆活动国际论坛”上，云南的“中国石林国际火把节”获得“国际节庆协会（IFFA）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十大节庆活动”的国际大奖（见本报11月30日A27版）。这个奖虽然和联合国颁发的“遗产”不是一回事，但火把节在云南、在新时期里发扬光大的过程，让我们在如何对待传统节日这个问题上得到很大的启发。

       火把节起源于云南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在每年6月24日前后，在田间地头点燃火把，以求照亮庄稼，消灭害虫，预祝丰年。节日里人们高举火把，尽情歌舞，通宵达旦。还举行赛马、斗牛、摔跤、射箭、拔河、打秋千、唱山歌等活动。

       因为党的民族政策，火把节这一在云南省的彝、白、傈僳、佤、布朗、纳西、拉祜、普米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自从解放以来都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每到火把节，民族地区放假庆祝，并由政府划拨经费，进行庆典的筹备组织，地方领导必须到场参加节日活动。这一形式就是在“极左”的年代也没有中断过，反而因为当时物资匮乏，政府还必须组织生活农用物资做好节日供应，所以在云南很多地方，火把节这一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成了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

        正是因为火把节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地方领导们把民族文化、招商引资等成分顺利地引进到了节日之中，现在的云南火把节，不仅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还对云南的经济文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时代在进步，云南的火把节也在顺应时代潮流而进步，而这个进步，与领导者的思想大有关系。如果当年没有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把火把节不当作公共假日，不组织庆典活动，我相信，到今天它比端午节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这次火把节获国际奖对云南来说不是幸运，作为云南人我感到更多的是光荣！从韩国的端午节得到启发，我相信，云南火把节总有一天也会出现在联合国“申遗”名单上！

 05-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