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甸县羊街镇,座落在昆明市东北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南部。2007年,羊街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1645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龙池村是羊街镇58个自然村中一个
贫穷的村落。然而,这个在昆明市地图上也无法找到的乡村,近来却因一个农民声名大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昆明日报》、《都市时报》以及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各家新闻媒体都将镜头与笔墨对准龙池村,对准一个普通却又不寻常的农民——张家营。
早在2002年11月,当党的十六大召开之时,就是这位普通农民靠着一辆脚踏三轮车,走村串寨自费义务宣传十六大精神,成为当时《都市时报》的封面人物。5年后,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依然是这位普通农民,走遍寻甸羊街的村村寨寨,宣传十七大精神,再次成为《昆明日报》报道的新闻人物。
就是这个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普通农民,在过去9年里,顶着风霜雪雨,不惧冷嘲热讽,身背“疯子”罪名,用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执著,先是靠脚蹬三轮车,后来换骑三轮摩托,继续走着一条义务宣传的道路。
9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羊街58个村,行经4万多公里:宣传土地法、森林防火法、计划生育政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十六大”、“十七大”……提到义务宣传,这个农民汉子说他从来不觉得累,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他的行为不由让人觉得奇怪:是什么让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宁愿花费万元,举债义务搞宣传?
他的执著打动了群众,打动了新闻媒体,打动了各级领导。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竟有这样的执著?竟有这样的痴心?今年以前他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追求、什么样的心理支撑他的行为?
记者在采访中一次又一次地追问:张家营,你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这样一位普通朴实的农民,并没有多少闪光的语言让人眼前一亮,然而在他的心路历程中,记者看到了一个青年农民不寻常的人生。
冒雨宣传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开幕。早在头一天夜里,张家营提前邀约附近村民,到他设在镇卫生院的“广播站”,收看党的十七大开幕式。
当天早晨8时不到,张家营就在“广播站”的遮雨棚下摆放了椅子,调试好了电视接收信号,还准备了一本签名簿,为前来观看十七大开幕式的村民作登记。
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家当”,张家营自豪地说,这间大房子是镇卫生院借给他无偿使用20天,作十七大精神宣传站用的;外面的大雨篷是现代阳光太阳能公司资助他的;而DVD、12寸彩电、功放、音箱则是他自己用2300多元钱买来的。
谈起宣传十七大,张家营脸上绽出的笑容格外灿烂。
仔细审视张家营的“广播宣传站”:“热烈祝贺中共十七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的大红横幅标语高高悬挂在门头上。DVD、彩电、功放、音箱正在进行着视频宣传,屋子内外还整齐地张贴着禁毒防艾等内容的法制宣传资料。屋子正中贴着2007年8月29日的《昆明日报》,报纸头条便是“党的十七大10月15日在京召开”的消息。
鸟枪换炮,张家营的宣传“阵容”显然比5年前更强大。
张家营高兴地说,定点宣传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还靠“流动广播宣传车”上街头。张家营的“流动广播宣传车”就是门口装饰一新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正前上方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周围四面彩旗迎风飘扬,两侧车厢被印有“热烈祝贺中共十七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字样的宣传布幅包裹着。车头上有醒目的标识“十七大流动广播宣传车”。
5年前,这个自费宣传十六大的贫困农民因《都市时报》的报道出了名。而早在此之前的1998年,他就开始骑着三轮车一边送蜂窝煤谋生,一边义务宣传法律法规。如今,他又开始了十七大的宣传。整整9年了,这是怎样的孜孜不倦、痴心不移?
转播开始,他坐了下来,与其他村民一道,认真倾听胡锦涛总书记作的报告。其间,还与李天佑、潘正福两位老人热论起农村的变化。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中一句句惠农、爱农的话语,让张家营非常激动。他说一定要把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喜讯传播出去,要把爱农惠农政策宣传到每一个乡亲家里。
11时左右,一位村民从甸心村赶到了“广播站”,他家离羊街有5公里,是坐“摩的”过来的,花了一元钱。
开幕式直播结束后,备受鼓舞、激动不已的张家营发动起他的“义务流动广播宣传车”,拉着两个老人直奔古城村。一路上,车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十七大的声音传向远方。
途经的几个村子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张家营的宣传车又来了?今天来宣传点什么?”村民李粉英称赞:“张家营人不错,在村子里肯帮人,平时也很勤劳,拉蔬菜来卖得比别人便宜很多。他搞的宣传我们很喜欢呢,听听能学到很多政策。”
当天张家营驾驶着“义务流动广播宣传车”来回近20公里,经过5个村庄,尽管连天阴雨,路面泥泞,一身泥水,但记者却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张家营。
“搞宣传是我爱好的事业”
11月15日,初冬的山村夜晚充满寒意。晚上8点刚过,记者来到张家营的家。见到的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与周围邻居的新楼相比,土屋有些颓败,房间里只点着一盏20瓦的白炽灯,微弱的灯光下,屋子更显得陈旧、狭小。就着这灯光,与不擅言辞的张家营面对面坐着,开始了与他的对话。
“别的村民都忙着种田、卖菜、打工,挣钱添家具,盖房子,怎么你就一天想着搞宣传?”
“以前看着村里有吸毒的、有偷盗抢劫的,我就想那都是因为大家不懂法,没有法律意识,如果能把法律知识送到千家万户,犯罪的人一定会少很多!”
“党委政府有宣传部门,有专门人员拿着工资专干宣传工作,而你领不到一分钱,自己搞宣传还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投进去,有意思吗?”
“人人都当宣传员,力量才大嘛!”
“有效果吗?你的作用体现了?”
“不知道,反正我想宣传总比不宣传的好。”
“有人说你不务正业,是疯子?”
“只是几个不理解我的人这样说,大多数乡亲都很欢迎我。时间长了,支持我的人更多了。”
“当初人家骂你疯子、神经病,你心里不难过?你就没有想过不干?”
“我是在做好事。我觉得我做得对。”
“你花那么多钱和时间当义务宣传员,自己却没什么利益可图,怎么就坚持了9年?”
“就是太喜欢了!搞宣传是我的兴趣爱好,就是我的事业。家里种着稻谷,足够一家人的口粮。每天和媳妇到嵩明拉菜到羊街卖,一家人吃穿不愁,怎么不务正业啦?”
“听说为了搞宣传,你已经负债累累,还要坚持?”
“坚持!我就只有这个爱好,我会挣钱还债,会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收音机为他打开一扇心门
与张家营促膝谈心的那个夜晚,张家营年近六旬的父母也围坐在旁边,回忆着张家营成长的往事。
34年前,张家营出生在寻甸羊街龙池村一间小土木房里。收成不好,经济困难,一家人过着贫困的生活。几年以后,张家营两个妹妹相继出生,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一家5口靠着2亩田、2.8亩地为生,吃得最多的是青菜、包谷饭,穿的是自己做的布鞋。或许正是贫困造就了张家营常人所没有的执拗和吃苦精神。这样的精神集中反映在他对义务宣传工作的痴情上。
张家营小时候就不大爱说话,不爱交朋友,村里人都说他老实。8岁上了龙池小学。放学回家,他总会干农活,剁剁猪草,喂喂猪,家里只要有事叫他干,二话不说,闷着头干。小学三年级,大家发现他画画得特别好,班主任李加洪老师不时会让他在黑板上画一幅,让全班同学照着画。李老师说,张家营是个有毅力的孩子,从他画上就可以看得出。
读初一的时候,张家营做早操摔了腿,疗伤3个月后,返校跟不上学习进度,被迫辍学了。那年他14岁,辍学回家的他跟着父亲到晋宁打工挣钱,干的是挑沙灰的重体力活。由于年纪太小,身板弱,实在吃不消如此重的体力活,张家营只好返乡务农。
此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全国的每一片土地,张家营家里的日子逐渐好起来,家里最多时养了12头猪,加上张的父亲在外打工,吃饭穿衣已经没有了问题。也就是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开始选择出门打工,或者在家搞经营。而一向勤奋的张家营也开始骑上三轮车送煤挣钱。拉煤的活儿很累,一块蜂窝煤能挣2分钱,一天下来也就挣几元钱。
就在这份累人的工作中,张家营不像同村小青年那样整天玩麻将,他开始迷上了听收音机。忙完一天的活计,总是抱着收音机听,爱上新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来父亲花826元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张家营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天天看新闻,一份痴情的种子开始萌芽……
村里老人叫他“小红军”
迷上义务宣传,张家营也许与他从未见过面的爷爷有关系?
长征,这个不朽的名字,镌刻在中国十多个省份的版图中,构成了独特的长征区域,而寻甸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闪光点。1935年4月28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寻甸县。3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进驻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并对强渡金沙江作具体部署。
距柯渡镇丹桂村不远的龙池村,村上很多老人会叫张家营“小红军”。老人们说,张家营的爷爷就是红军,名叫张兴原,是一名来自江西的红军司号员。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因为负伤留在寻甸养伤,投靠了一户董姓人家,娶妻生下张家营的父亲。后来,因种种原因,张爷爷离家远走,没有下落,张奶奶只得改嫁。如今,张家仅存一张黑白证件照,照片上的人一脸沧桑,目光坚毅。
张家营的父亲,从两岁就没了爹娘,成了孤儿,由“董老倌”家养大。后来他坚持姓张,是为了纪念远走的父亲。
从小父亲就爱给张家营讲红军爷爷的故事,爷爷在红军队伍中当医生、当司号员、还当裁缝……住在寻甸的日子里,爷爷拎着他的药箱走村串寨给村民治病,还培训了一批草药医生……
为了求证,张家营父亲拿出一张张爷爷的照片,并带记者走进了一位98岁高龄名叫王玉枝的老奶奶家中,这位身板还很硬朗的老奶奶看着照片说,张家营的爷爷就曾住在她家。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听着这些故事成长起来的张家营,对党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比别的孩子又多了几分吃苦耐劳的精神。张家营说,从小看着连环画里像董存瑞那样的英雄故事,联想着父亲口中的爷爷,他感到无比自豪。总想像司号员那样,吹起冲锋号,激励战士们向敌人发起冲锋,总想“做点大事”,总想像个真正的“小红军”。

张家营宣传十七大 记者 黄晓松/摄
一颗痴心9年不改
2006年,张家营与妻子赵兴林结婚15年,妻子花238元从城里为他买回一套西装。尽管乐得合不拢嘴,可张家营一个劲儿地怪媳妇“买这贵的干嘛?钱省着可以干多少事”。赵兴林知道丈夫的心思,他是想把钱省下来买录音机、喇叭,甚至寻思着早日换辆更好的宣传车。
时间回到1992年,经媒妁之言,同村赵家小闺女嫁给了张家营。当时两人都是19岁,赵兴林看上张家营老实勤快,张家营看上赵兴林漂亮贤惠。
在张家狭窄的土木房里,添了一张床、一个洗衣机、一个衣柜、一个碗柜,小日子就这样过起来了。起初,这个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贫困些。张家营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村民喊做“疯子”,他一边在家里干农活,一边骑辆单车出去收废品挣钱补贴家用。1998年,在收废品的时候,张家营无意中收到了一本“三五普法”的书,拿回去一看,里边有禁毒的内容,惊喜得一夜没睡好。不久,张家营花了150多元钱买下一辆破旧人力三轮车,说为了他收购废品方便。
有一天,张家营突然对妻子说要出去搞宣传。这时候,妻子还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无非是跟着村上的文艺队出去搞搞宣传,可没想张家营这回要大干一场,要骑着三轮车走村串寨流动宣传。
他忙活了几天,用卖废品积攒下来的200多元钱添置了一套“宣传设备”——喇叭、录音机、磁带、电瓶……破旧的三轮车头上牢牢地绑上了一个大喇叭,车上安放着录音机,还有些零碎的法律宣传材料。就这样,张家营的流动广播上路了……
他从电视里录些新闻、文艺节目,还到政府部门要些宣传带子,《云南省计划生育条例》、《土地法》、《森林法》、《药品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宣传这些法律法规的间隙,张家营还不时播放些歌曲、花灯、相声、小品,让他的宣传车每到一处都热闹非凡,让人爱听。在当地,只要远远听到广播声,大人和小孩就都会脱口而出:“张家营来了!”
2001年,张家营结束了收废品的生涯,开始送蜂窝煤。送一个煤才能挣2分钱,为了多挣几分钱,他一车要拉400多个煤,一天要拉好几车。乡村道路十分泥泞,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如果持续下几天雨,车轮子还时常陷到泥坑里,要下车来使出浑身力气推着前行。“这个时候,听着自己车头前的大喇叭,会为自个添股劲!”张家营说,一边拉煤一边宣传,成了作伴壮胆的方式,成了他的精神动力。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激起了张家营更高的宣传热情,他当起十六大的义务宣传员。他将拉煤车改装成了一个“流动广播站”:圆弧形的篷罩在车身上,篷上立着的喇叭,圆篷的两侧贴着4幅大红的标语“热烈庆祝十六大会议召开!”。头戴军帽,身穿迷彩服的张家营要让农民也知道十六大精神,使十六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张家营回忆说,十六大开幕式时,他边播广播边听内容,边为一建材门市搬运蜂窝煤。十六大报告太精彩太鼓舞人心了,张家营只顾听报告,结果把煤多数了20个给建材门市,后经建材门市的老板提醒才回过神来。该建材门市工作人员说,张家营义务宣传十六大,应支持他,不能在买煤时占他的便宜……
9年时间,3000多个日日夜夜,有力地证明了张家营当义务宣传员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粗略算算,为了义务宣传已经播坏了10多台录放机,10多只喇叭,播坏的磁带、光碟更是有几袋。在他的家里,张家营一边回忆着,一边将一堆堆的磁带、光碟翻出来给大家看。
从拉煤到卖菜,从脚踏三轮车到三轮摩托车,从1998年到2007年,张家营一干就是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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